《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一）

《教育是慢的艺术》读后感

　　《教育是慢的艺术》是福建着名学者张文质先生的作品。与其他许多教育理论书籍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教育演讲的集子，共收录了张文质老师从2004年到2008年五年间的12篇演讲实录，其中，有四篇是与1＋1读书俱乐部成员聚会时的发言，有八篇是到各地学校的演讲，篇幅最长的是后面五篇，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三。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张老师的演讲，通常是“没有完整的讲稿”，“和大家面对面的谈话时捕捉头脑中快速生成的影像，甚至是不太完整的对某个问题的理解”的呈现。这种生成性为讲演注入了更多鲜活的魅力，反复品读这些“原汁原味”的文字，我仿佛又回到了聆听先生讲座的酷热八月的上海会场，时而言辞犀利、鞭辟入里，时而充分肯定、赞赏有加，时而殷切期盼、信心满怀……从他身上，我不仅看到了生命化教育的希望与未来，更看到了一个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教育学者长期致力于教育革新与唤醒的赤诚行动。

　　一、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实践者

　　生命化教育是张文质老师的梦想，是忠实的倡导者、实践者，他逢人必讲，走到哪讲到哪，他对老师讲、对学生讲、对家长讲、对学校讲，不遗余力。他到江苏、出广东、上湖北、远赴内蒙古、挺进新疆，倡导生命化教育，建立实验学校。最多的，应当还是他的根据地福建。12次讲演，就有11次是在福建各地的学校。他的足迹差不多快要踏遍福建的每一块土地了吧？

　　对生命化教育本质的诠释应当数他2004年末在永春师范的一次讲演最为经典。他说，“所谓生命化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的理念，是对更美好的教育的一种价值诉求。”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把对每一个儿童的理解、关爱、信任、成全，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体现出来，它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上的表达和理解，它必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

　　在他看来，所谓教育，就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发展可能性的成全，社会需要这样，学校更要这样。教育是慢的艺术，他通过自己的行走与观察，对许许多多无视生命漠视生命的反教育急功近利的教育行为痛心疾首，振臂高呼生命的尊严，告诉我们生命的可贵，引导我们期待生命的美好。作为一线教师，我们明白，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下，要达成这种从生命本原出发的教育理念是何其困难，但张老师始终不气馁不争辩，他以巨大的勇气与力量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二、想大事情，做小事情

　　面对“落花流水”般的教育环境，张老师对所有一线老师都寄予了深深的理解与敬意，每到一处，他总是平等而亲切地勉励所有的老师们，如何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寻求内心精神的丰盈。他处处强调，教师要能够既想大事情，更做小事情。在“生命化教育”12人研究小组聚会上，他说：“今天我们能做的也许不是对教育的想象，而是只能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但既使这样，“我们要努力回到生命当有的更坚韧的立场，回到作为个人的承担——观察、记录、思考、对话、写作，努力做一个行动者。……努力培植自己更丰富的教育智慧，努力不使自己变得迟钝、衰竭、愚蠢、丧失热情，努力在具体的工作中生发出更多的生命热度与温情，相信自己就是相信灵魂未死的价值，哪怕一点一滴，不是逃向苍天，而是回到尘土，既受苦又痴迷于自己笨拙的努力。”

　　07年3月他在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论坛上说：“不要偷走孩子的梦想。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教育危机，不是哪所学校，而是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境遇，教育需要思考大问题，教育也需要在小事上持续、耐心地努力。”

　　08年4月他在福州十八中市级专题研讨会上，谈到规模宏大的巨型学校在探索有效教学的艰难时，仍不失时机地肯定到：“教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出一点点自己的见解，提出一点点自己的思考，它不一定有价值，但作为一个思想的提问者，还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张老师所说的“想大事情”。

　　那什么是做小事情呢？

　　张老师说：教师“管好自己的课堂”是做小事情；教师“多一种经历，多读一本书，增强生命的强度”是做小事情；教师“说真话，做真事，善待第一个学生”是做小事情；教师“有学习的倾向，学习的意识和习惯”是做小事情；和同事“交流教育心得，遇到困难开始研讨”是做小事情；甚至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更干净一点等等”也是做小事情。

　　而作为学校，在“校园内很多树下放有凳子，可以供孩子们课间能够坐着休息”是做小事情；“在校门口放着两排椅子供来接送的家长坐着休息”也是做小事情……他认为，小事情是有着巨大能量的。“目光向内才可能知道自己的责任，才可能知道一切变革正因为‘我’的参与而变得更有可能。”

　　05年6月，他在泉州骨干教师培训会上对培训学员们说：“我们几乎没办法在大的格局中做出什么，但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可为的事情，作为一个目击者，一个见证人，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作为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行动准则，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大问题要思考，小事情要践行。要从我们能够改变的地方去尝试。”

　　在永春师范的生命化教育的讲演中，他谈到教师要随顺人的禀赋，树立一个乐观的学生观时，他说：“我们既能够有所思想，也能够有所行动，以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表达出对学生的信任和期待，也表达出相信每个人都有更美好未来的信心。”每一个教师都应“时时提醒自己、改变自己、克制自己的否定性思维，一点一点地变得阳光起来，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努力在责任之中表达出我们对生命的眷恋。”

　　三、深入学校、深入课堂

　　从他的书中，我捕捉到了一个教育学者十几年来不懈的真实的行走历程。他深入学校，深入课堂，把自己的教育思考，牢固地扎根在真正的教育基层学校的土壤里。他跑遍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城市的、乡村的、城郊结合部的、中学的、小学的、公办的、民办的等等。他说：“我热衷到学校听课，也比较信赖自己所看到的。在这样的现场，你同样是一个教育的承担者，同时往往能够获得一些原先未曾料想到颖悟。”

　　为了在福州一所学校的教师论坛上进行十几分钟的发言，他特地跑到这所学校去听了两节课：心理健康、历史。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有一点与课堂相融，与学生真正相见了的感觉。”他会跑到自己女儿所在的学校去听课，包括通用技术课、英语课，他都听。有时，他还上课，给学生讲语文讲作文。他说自己每年听课都在100节以上——这是一个什么量？与在我们学校，只要求每个老师一个学期听课量达到12节相比，100节，相当于平均一周都会听二节课！在我们学校谁能做得到？校长一年听课是多少？教研部门的那些各学科教研员们一年听课又是多少？放眼中国教育，敢于跟这100节叫板的，又会有几人？

　　四、纯朴的乡村教育情结

　　如果说今天的教育环境已是“落花流水”的话，那乡村教育则早已是“落荒而逃”了。优秀的老师们逃了，优秀的学生们逃了，经费紧张，办学艰难，已非同一般可言。拿我的老家湖北荆州的情况来说吧。家在农村的，只要家长有稍许能耐，都会想方设法让孩子到县城区学校去读书，而乡镇学校的老师，也通常会想方设法调到城区学校去工作。而城区的优秀学生呢？则是流向条件、资源更好的地级市学校或省会城市学校，优秀的老师基本上也是如此。

　　于是，城区学校的规模总是很大，一个班七十多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乡镇学校规模则一缩再缩，班数班额不断减少。为了保障那可怜巴巴的乡村教育的基本师资，主管部门不得不采取一些举措，如选择城区学校的老师到乡村学校开展阶段性支教。然而“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被安排去支教的老师的情况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老师人去了，但心没有去；有的是今天去了，明天不见了；有的是这个月在上班，下个月就一“病”不见了；而最为离谱的是，有的干脆私自请个人顶替自己到支教的学校去上班，自己玩起了失踪，远走他乡……

　　张老师深切关注农村的教育，常常深入农村学校进行调研讲学，更把很多农村学校作为生命化教育的实验学校来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教育最沉重的问题首农村教育问题。”“今天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个比高考更沉重的话题，就是这些年来，农村的孩子进入重点大学、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逐年下除，像北大、清华差不多就是15％，所以很多农村的孩子只能上二流、三流、四流，不入流的大学甚至是那些‘野鸡大学’。”

　　他的敏锐，不是一般的学者可以比的；他的敢言，也不是一般的官员可以比的。阅读这些讲演实录，我常常惊讶于张老师的勇敢，这是一种口无遮拦地道出真相，这是一种残忍难堪的逼近真实。讲真话在当下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而是说出真相太难了，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真相被揭露的话会改善现实，但依然选择了沉默，因为，坚持说真话太麻烦，太危险了。

　　我跟张老师一样，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脚底还是乡下的泥土，如今虽然生活在南方城市，但我的心仍然扎在老家那一个闭塞贫穷的小村落里。我没有可能再回到老家回到乡村去工作，但我对张老师这样一种质朴的农村教育情怀充满了敬意。他可以一连十几次地到同一所乡村学校——晋江龙林小学去听课调研，可以到农村乡镇去义务讲学，可以到泉州市一所乡镇学校（永和中学）跟学校教师们进行多次座谈、跟学生面对面地对话。

　　他不是浮在面上，只有空空的关爱；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到此一游，只有留存的乡村图片；他把行动把责任建立在对众多乡村实验学校不辞辛劳的指导与实践之中；他勉励在乡村工作的老师们，要“学会妥协，学会调整，在妥协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努力增强自我生命的强度。他更大声向有志之士向社会强烈呼吁：目前，农村更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农村教育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与这一本书相遇，是我暑假赴上海的一个意外收获。当我在上海兴高采烈请张老师签名合影时，我感动于文质老师的平等与亲切，读完这本书，我更感动于张文质老师这份教育的赤诚。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也是我的教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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