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人民有所思》读后感

《故国人民有所思》读后感

　　文/马庆云

　　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都基本认同在建国初年，知识界存在巨大的混乱，且这种混乱是以政治乱象为前提下造成的读书人之间的彼此乱象。然而，在这个粗糙的历史认知面前，我们又很难找出具体的“人和事”，缺少有力的佐证。这样下去，认知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模糊化的符号，大家都嚷嚷着当年的混乱不堪，而又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混乱的，在混乱中，曾经具备独立人格与自由品性的知识分子，又经历如何的内心挣扎等等。

　　在大学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科书中，对建国初年的反右、文革等乱象大多言之不详。教科书因为其官方话语的先天地位，而缺少第三方的自由尺度。在这个契机下，实乃给私人化的“口述历史”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乃至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知识界的混乱不堪，向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私人口述也多愿意尽力撇清自己或者先辈的“历史瑕疵”，而“舐犊伤痕”，做受害者状。在这个前提下，则更需要第三方话语。

　　陈徒手恰好符合这个“第三方”的先天身份。因为他无“文二代”的背景，所以在情感上无需为任何建国初年的知识分子遮掩政治与思想瑕疵。同时，这个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陈徒手，又具备从事“第三方”资料整理与重新叙述工作的后天条件。他毕业后，先任职于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先天便利，尤其以中国作家协会的任职，最为有用。因为这种工作背景，让陈徒手能够直接接触中国作家封存的历史档案。

　　在集合了各种先天与后天便利的前提下，陈徒手先后出版了《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两本具备历史价值的书籍。《人有病，天知否》关注的，是沈从文、丁玲、老舍、郭小川、汪曾祺等文学大家在1949年之后的人生际遇与心路历程。而《故国人民有所思》则将视野再次从文学家放大到中国当年的轰动一时的思想家们身上去。前书，源于陈徒手中国作协的工作职务便利，而后书，则更多的，是陈埋头北京档案馆的结果。

　　学者解玺璋用这样的话评价陈徒手，他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据说，陈徒手和同样有志于此的杨奎松，多次在北京档案馆碰壁，很多档案资料起初手抄的时候无事，但往往中途遭遇档案馆领导关注，以机密文件为由，加以封存。坊间有个段子，说陈徒手为查找某遇障碍文件，赶在某剧团老领导去世全部档案馆领导参加追悼会的时机，钻了两个留守小姑娘的空子。这是篇外之话，但却是可以管中窥豹，一面是陈徒手等人的研究之认真，一面是这项资料研究之艰辛。

　　《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本书，陈徒手“第三方”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冷血”。我们在他对俞平伯、马寅初、冯友兰等11位思想学者的际遇叙述中，甚至于完全看不到该书作者的个人观感与态度。陈徒手正在把这种研究当做一门历史学问来做。这种治学的“第三方”不在场的方式，很类似清朝的音韵、训诂等小学的治学。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音韵、训诂这样的小学为何会在清朝大兴？而前人的治学方式，为何又在后人中流行？这些问题，至今看来，都是可以问，但不可以答的。

　　不过，《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前序，却给出了“一定量”的回答。该书由邵燕祥作序。邵的文字风格，却与本书风格截然不同。陈重在呈现，以官方档案资料为背景，而邵则重在揭露，以历史与人文情怀为基石。因此，阅读该书，或许会有很多读者在前序中找到巨大的阅读快感，而于陈徒手的“正传”中，感觉不到太多的热度。

　　我更愿意称这种治学方式为“零度介入”。陈徒手在研究1949年之后，俞平伯、马寅初、陈垣、冯友兰、汤用彤、贺麟、周培源、傅鹰、王瑶、蔡旭、冯定等11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历程的时候，全部以官方资料为蓝本，在档案中找寻11人的思想转变轨迹。这种找寻，便不是为谁翻案，或者要去抹黑谁了，而是要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知识分子在面对“思想灾难”之时的真实遭遇与思想意志。

　　通过《故国人民有所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荒谬，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荒谬的背后，是诸多知识分子自愿或者不自愿、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卷入”。该书的价值，又不仅仅在对建国初年知识界各种政治乱象的呈现，它于当下的读书人来讲，更像是一本人生履历的参考书——我们在面对政治灾难的时候，又将如何呢？读过《故国人民有所思》，可能不会获得太多人生奋发向上的力量，但可能会在自身遭遇灾难的时候，猛然想起，曾经有学者与我辈是何其相似。当然，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往的错误，只会停留在中国的历史中了，不再进入现实与当下。

　　言至此处，则必然面对“思想改造”问题。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思想改造”更多的，是以政治正确的方式为前提下的。俞平伯的红学要与毛泽东同志的唯物论一致，冯友兰的哲学也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上，汤用彤的效法魏晋自然是错误的（近来，汤用彤的学问亲传者也是他的儿子汤一介以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再次重申父亲思想），王瑶的文学史怎么可以不是党和人民的文学史呢，乃至于周培源的流体力学与蔡旭的小麦杂交产量也得与中央保持一致。

　　这些思想改造，大多是以开会与大批判的方式存在的。斗争的激烈形式，可以直接用感官触及到。然而，我们在关注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时候，更应该对当下再次面对的“思想改造”问题有醍醐灌顶的认识。当下，商业化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俨然有取代政治化的意思了。我们越来越在这种商业化的大潮中自发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识。知识分子已经从当年的被动承受政治改造变为当下的主动迎合商业改造。当我们发现这一点之后，便自然觉得，商业与政治，何其相似。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该书，正是读他们，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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