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冯天贵》观后感

　　《能人冯天贵》观后感

　　潘长江主演的电影，总会带一些浓烈的小品的色彩，感觉不象电影，感觉又不象小品，艺术很难说有什么造诣，供人一笑尔。只是近来身体略有不适，休息之余陪家人偶尔不连贯看了几集“能人冯天贵”。准备写下几点体会，以补娱乐时耽搁了的时间。

　　电视剧给人的第一个感受是对我国现阶段阶层流动性的担心。冯天贵是农村出来在城市打工的成功者，编剧把他称呼为能人。能人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他的同乡在建筑工地打工，卖苦力。卖苦力的活，没有能人的带领，我想一样可以得到。而包括能人自己在内的一个群体，即农民工，并没有有真正融入城市，没有真正意义上被城市化，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后，依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他们干的是最累的活，住的是最差的地方，与城市的主流群体的生活方式还是完全分割的。剧情中唯一一点希望是柳弯弯的设计天分得到激发，是融入主流社会和现代生活方式唯一的一粒种子。

　　编导们编了一个故事，其中阶层流动性的凝滞，城市与农村潜在的二元对立和冲突可能并没有被意识到。结合身份社会回归的危险，电视剧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是，应当加快制度建设，促进阶层的竞争性、制度化有序流动，方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有正确的方向。

　　剧情中讲到柳弯弯为了赎罪，到洗脚城去打工赚钱，在工友被调戏时打抱不平，打伤了别人，并遭到诬陷。冯天贵为了帮助柳弯弯，多次去求证人如实做证。未果时竟然下跪以求对方良心发现。这就是流传了几千年的跪文化的又一次复活。很多年前，我国法学界为在“送法下乡”主题上有过争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有乡村的游戏规则，用乡村的游戏规则同样能构建秩序。送法下乡，是对原来有用有效秩序的破坏。一些学者担心，因为送法下乡，把原来的秩序破坏了，新的秩序又建立不起来，会导致农村的失序。这一观点还得到一些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支持。现在想问的是，秩序是中性的吗？如果秩序不是中性的，不同的秩序应当就有不同的意义。跪文化能够构建一种秩序，并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但这种秩序是我们需要的吗？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取代跪文化构建的秩序吗？我想是有的，那就是我们从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人努力争取的，叫“人格”文化，或者叫“权利主体”文化。从现代人格的锻造进程看，我们不但要送法下乡，还要加上送法进城。

　　剧情的整个活动背景在城市，人物的活动范围却在熟人社会。一群进城打工的老乡，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抵御着随时可能袭击的风险，乡情可赞，乡谊可贵。深入思考，剧情中的一个群体，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接触面非常窄，与社会的联系点非常少。他们编织了一张很小的网，他们又用这张网与他们与社会隔开。而市民社会，从历史演进的轨迹看，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体社会。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联系，是在制度化的信用基础上。这样原子化生存的市民社会，个体可能觉得孤独，但其活动的范围却可以依靠信用制度扩张，理论上可以无限大。换一种说法，熟人社会的信用半径，远比陌生人社会基础上的信用半径要小。我们与国外进行交易，能够用熟人社会的信用方式吗？显然不能。市场经济，需要的是陌生人基础上的信用制度，而不仅是熟人社会积累起来的信用资本或社会资本。由于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能人冯天贵的信用能量，是很有限的。加快建立现代信用社会进程，是农民市民化的又一课。

　　讲三农问题，肯定会讲到基础教育；讲城市中的农民工，肯定也少不了农二代子女的教育。电视剧到最后，自然会追逐希望。希望在哪里？希望在农二代身上。农二代摆脱其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应当是教育了。冯天贵想到的，是通过街道办，去为农二代争取在城市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沈秀枝的小孩妞妞，及其有相同命运的农二代们，如果能够争取到在城市学习的机会，至少可以多见识些、多与亲人们相聚久些、多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些。剧情中的街道办与现实中的街道办好象不一样。剧情中的街道办已经按照国家的规定，为农二代准备好了一切。剧情中没有交代，这些办学的经费从哪里来。大概是文艺作品，没有必要象政府文件那样，把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很想知道，街道办的办学经费从哪里。在城市里农二代，其在城市受教育的身份和机会是很难得到与城市小孩一样一体化保障的。如果这个街道办的做法具有普适性，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结局。如果做不到，就会让人想到鲁迅先生作品“坟”的结尾，坟上的那个花圈，只是“象征”着一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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