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4 21:50
来源：《叫魂》读后感
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在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出现雇佣关系的江南，无辜的石匠，僧道，乞丐被情绪激动的群众押送官府，刑具上的斑斑血迹，昭示着一场发生在1768年的悲剧。
因为叫魂妖术的传言，江淮地区笼罩着一层恐慌的阴霾，那些从外乡来的陌生人顷刻间便成了众矢之的。为了不破坏原有的社会关系，百姓只能将矛头对准了没有固定社会根基的人，而作为一方调停机构的基层衙门，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只能歪曲事实，让清白者冤死狱中。
就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上平等的社会里，囚犯的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官府的刻意掩盖之下，更是无迹可寻。
从表面上看，商品经济萌芽，白银大量流入，盛世的经济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实际上物价的飞涨使得当时的人民不堪重负，只有不断地生育，增加劳动力才能在城市中谋得一席生存之地。重男轻女，早婚早育的现象日益严重。在父系继承维系的封建社会里，对男孩的保护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传言中的妖术夺去了孩童的魂魄，使得家族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人们对待无辜者的血腥与暴力其实是在无意识地宣泄着生活生产的巨大压力。
当然，人们情绪的失控不是由单一的压力造成的，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公众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封建社会的决策几乎只有君主与官僚阶级知晓内情，而平民百姓是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的，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觉醒来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早的太阳一样，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没有人会对近在咫尺的危险保持沉默，于是能让大多数人安心的办法就是当面将嫌疑人打死，理性之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游方的僧人，流浪的乞丐，这些平日里只图一顿饱饭的社会阶层何以会引来民众的憎恨？
首先，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人民大多世代定居，有一定的领土意识，当外来人员无意中闯入了社区，在无形中便破坏了原有的秩序。本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很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几乎到达一触即发的边缘。陌生人的到来无疑加剧了不安定的因素，人们总会对闯入者多留一份心，许多冤案的源头正是这种特殊的关注。
其次，在清代中期，虽然时代的经济发展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总有人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一方面走投无路的百姓需要找一条行得通的谋生之路，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程序混乱，体制停止工作，所定的例律无人认真执行，从而使越来越多无宗教信仰的俗世之人披上僧服道袍，以较为体面的方式进行乞讨。
人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太多的人加入到了乞讨的行列和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于是人们对赤贫者的责任感在日复一日中消磨殆尽。
这一切，身处高位的官吏是不会理解的，他们在审讯过程中甚至看不懂普通百姓所写的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迎合君主的想法，然后做出自己的决策。八股取士的年代，真正心怀天下的官员已经少之又少，衙门牢狱对百姓来说早已不是据理力争的公堂，而是绝对权威下令人生畏的极刑之地。
但即使政府当时对普罗大众来说是个太过遥远的名词，也不妨碍它维持公共形象。在谨慎行事的前提下，它必须表明一种同妖术行为作斗争的态度。所以大多数官员对此事都保持缄默，能压就压，牺牲一两个囚犯保得一时太平，实在瞒不住了再禀报上级，这种行为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地方的安定与其政绩，升迁直接挂钩。江浙一带的富饶会消磨掉满人的锐气，一旦地方官耽于安乐，萌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就再正常不过了。
从前一直喜欢读清史，也许对于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满蒙文化中的辽阔粗犷，扬鞭一挥间豪气干云的样子，但作为一名南方人，我明白江南水乡所承载的中原汉文化的精致多彩。这是多个王朝积攒下来的气度，所以江南最不缺的就是狷狂名士，你纵有天下又何妨，我心中从始至终只有一位君主，一个王朝，百无一用是书生，然而就是这一介书生，花言巧语不能使之动心，严刑峻法不能使之屈服，这是属于文人的傲骨。
作为康乾盛世的守成之君，乾隆当然不会是昏庸的君主，实际上，相比起雍正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乾隆绵里藏针的手段更适合周旋于严密的官僚体制之中。一个从各方面都呈现相对和平的体制对于君主来说是好是坏？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但毫无疑问，这样已经趋于完整的官员体制对于皇权来说是一种制约。腐败，贪图安逸，官员的种种劣迹当然不会只是因为地域的影响，应该说当时全国官场的大氛围就是这样。康雍乾三代不缺明君，然而只要皇帝的手段稍显柔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就会变本加厉，例如康熙晚年的吏治，又比如乾隆朝那家喻户晓的大贪官和珅。有人也许会问，乾隆能够容忍和珅，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场妖术案呢？答案很简单，贪污腐败影响的只是行政的效率和质量，却没有动摇统治者的政权本身，但妖术案中所涉及的剪辫等行为，已经是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虽然乾隆在处理案件时措辞非常小心，但其内心的震怒不难想象。
在清朝初年，对于剃头这一制度执行的是非常决绝而且残酷的，在一个太平盛世，这样的争议理应消弭，然而上至皇帝下至官员都明白，这次的妖术案并不仅仅是妖术惑众这么简单，其真正的内核是一种政治罪，如同文字狱一般莫须有的罪名，其中的荒诞是不难想见的，没有人比皇帝心中更加清楚这一事实，但是案子依旧要查下去，就算前后逻辑错乱，错漏百出，依然要查下去，因为此案最大的原告乾隆皇帝害怕了。作为一个领导着大多数汉族人的少数民族君主，乾隆的政治神经是极其敏感的，即使是时过境迁后的一次偶然，也能在他心中掀起轩然大波。
即便是这样，乾隆也明白有些脾气需要隐忍，有些话不能说出口，虽然由盛而衰的迹象已然显现，但至少眼下依然是盛世辉煌的模样。他只能够利用文字狱借题发挥，惩处那些在内心深处构成恐惧根源的文人，而剪辫的内在含义，他只字未提，和官员在御笔朱批间的针锋相对，最终还是作罢，一个枝繁叶茂，官官相护的体制，就连皇权也要忌惮三分。
也幸好有了这样的体制，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风暴才能这般作结，试想如若皇权没有了这一层制约，乾隆，这位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君主还会这样将事情一笔带过么，显然是不可能的。虽然传统的官僚体制使封建时代的人民深受其害，但毫无疑问，在对皇权的制约上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系统的建设正在进一步完善，从历史的教训中不难看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而政府公信力的增强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群众要监督政府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在那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抢盐风波中，媒体曾指责国人的慌乱与愚昧，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实质上是对政府公信力最直白的质疑。民众的想法很单纯，切身利益是他们时刻关注的焦点，所谓权威，绝不仅仅是靠暴力维系的政治体系。政府只有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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