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红学概论》有感

读《中国红学概论》有感

　　“红学”可谓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现象。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一“红”不可收拾，到如今已是“红”得发紫。红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系，是从蔡元培、胡适之先生开始的，后经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师的发展，如今已跃身于三大显学之首。研究《红楼梦》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或评、或批、或点、或续、或隐、或考、或咏、或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研“红”大军。而今的《红楼梦》早已超出单纯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奇特壮伟的文化景观。

　　对“百年红学”的研究、梳理，可谓代不乏人，前贤的着作早已林林总总，如1966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1980年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稿续》；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欧阳健等先生的《红学百年风云录》；白盾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史论》以及2003年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我曾想，如此丰富的“红学”史论着，《概论》还要在这个领域“发掘”，能写什么？怎么写？

　　通读《中国红学概论》，疑云顿释，愧于自己曾经的陋见。别说“中国红学”需要梳理，仅从书中看来，“红学”格局都得重新划分，“红学”路标需得重新标示；“红学”定义也得全面更新！

　　《中国红学概论》的论述，是建立在什么是“红学”的定义上。《概论》给出了有别于前贤的全新定义：

　　所谓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本身及其相关课题，从而达到了解、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人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启迪人类新思想、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最终使人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学问。

　　可以说这样的定义才真正的囊括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突出了“红学”研究的意义，与“红学”精神。“定义”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概论》着重论述的范畴：

　　第一：“《红楼梦》本身研究”。这是以书为论，重点放在了《红楼梦》文本上，这是“红学”研究的起始点。近几年来，“红学”研究千姿百态，无奇不有，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但细想起来，似乎离题千里，竟有“胡说”的嫌疑。“红学”研究之道，各有不同，这本无可厚非，如果不以《红楼梦》文本为本，恐怕很难寻求到“红学”的真谛，致使“红学”研究也可能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概论》始终把握住了“以本为本”的思想，让“红学”重新回归到正确的途径上。

　　第二：“相关课题研究”。区区六个字，书中竟用了二十多万字来诠释它的含义。这是《概论》的核心，也是“红学”的主体，更是未来“红学”研究的方向。什么是“相关课题”？用《概论》中的文字来讲就是：以《红楼梦》作为引子来诠释中华文化。目的是要达到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就这一“立意”本身而言，恐怕还没有哪一部红学着作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如书中梳理《红楼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在谈到“生与死”的终极关怀时，《概论》认为，曹雪芹接受并化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所谓生命：就是客观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的时间段。这可是对生命的全新定义。因为道家思想认为：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生命是天地之间，若有若无之际，聚集起来的一股气息，气息逐渐变成形体，形体又孕育出了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当生命又走向死亡时，随着形体的消失，生命又化成气回归于自然。贾宝玉尊崇的“随风化了”，就是源于道家的哲学思想。

　　第三：“新思想、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四新”可谓是《概论》一书的灵魂。新在对“红学”格局的划分——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红学流派篇就是最好的说明；新在阐释“红学”的角度——以中华文化为背景，以透析文化为手段，以传承文化为宗旨；新在明确“红学”的意义——寻求文化与社会，与人类，与生命的关系；新在倡扬“红学”的精神——明辨是非、美丑、善恶；新在激发人的潜能——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概论》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梳理“红学流派”。为什么要用“梳理”一词，这是基于《概论》的“史学观”。他认为所谓历史不过就是几个重要的人与更多不重要的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历史本身无法重现，千丝万缕如同乱麻，对于历史的阐述“梳理”应该多于“议论”。所以在“红学流派篇”中，我们很少看到作者直接的“评论”，但功过是非似乎又在作者的“梳理”的过程中潺潺流淌于字里行间。

　　《概论》中的“外学篇”，历来被一些“红学泰斗”标榜为“真红学”，致使一些“红学”论着偏执一端。是真是假《概论》中早已阐明。我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概论》在梳理“外学篇”的时候，对于一些读者或研究者鄙视的“红楼文化现象”作了全新的理解。例如曹雪芹的祖籍研究，已经追溯到了十几代！这对于曹雪芹研究有意义吗？“红学”研究需要吗？《概论》在书中阐释道：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不能用一种“实用”的眼光去审视它，在红学史中这样的现象可谓随处可见，怎么去理解它，这需要我们从传统的文化基因当中去寻求“变形”的过程。曹雪芹祖籍的追溯完全是我国“史官文化”的延展，在传统文化中，研究某人的祖籍，追溯得越远，越能显示研究者的功力，越能代表这种文化现象所追求的“终极旨趣”。

　　陈维昭先生曾经在《红学通史》中说：红学具有超强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对现代人、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一种超强的切入能力。所以“红学”永远处于一种“待释”、“待考”的状态。《概论》拓展了陈先生的观点，他指出：红学的魅力，除了“待释”“待考”以外，还有“待辨”“待续”。“内核篇”待辨；“内学篇”待释；“外学篇”待考；“红楼”待续。可以说“四待”原则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红学”流传百年而不衰的原因。

　　这部《中国红学概论》在文化阐释上强调了两个字：“概”和“论”。所谓“概”，其精神实质在于求“全”，即整理、阐释两百年来，众学者研究“红楼”的方方面面。将前贤的研究分类、归纳、总结，构成框架，为读者展现的是一条流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林的“红流”。所谓“论”，是以梳理为手段，以叙述为基调，以“春秋”为笔法，全面阐述红学史上的“恩恩怨怨”。

　　对于《中国红学概论》一书的性质，似乎很难确定，因为它既有“学术史”的性质，也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它既有史学的高度，也兼文学的细腻。这样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作者为显示身手而故作姿态，却是由所研究内容的本身决定，换而言之是根据“红学”板块的需要而时时调整叙述方法。例如，对于“内核篇”的分析就得使用文学般的“细腻”；对于“内学篇”的阐释必须兼顾“批评”的手法；对于“外学篇”、“红学流派篇”的梳理，就得站在史学家的高度。

　　读《中国红学概论》如同驰骋于浩瀚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波迭起；时而高山林立；时而荆棘丛生。一路上美不胜收；一路上叹为观止；一路上惊心动魄……

　　我一直都敬重研究《红楼梦》的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文明中的精灵，它上可通茫茫宇宙，下可接浩浩尘世，而研究“红学”的人必是游走于“离恨天之外”，播撒优秀文化的使者。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我们需要《概论》这样的“使者”带着我们“乘物以游心”“与天地精神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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